

1月1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5年人口数据,全年出生人口79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5.63‰;死亡人口1131万人,人口死亡率为8.04‰;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41‰。 从统计学角度看,出生率的波动与生育率密切相关,特别是总和生育率的变动,作为衡量女性一生平均生育子女数的关键指标,更深层次地驱动着出生率的长远走势。

中国总和生育率,1999-2016年(图源:《慢下来》)
在《慢下来:大加速的终结,以及为什么这是一件好事》中,牛津大学教授丹尼·多林以可视化时间线图表向读者说明,生育率的增长速度,在过去几代人中是如何稳步下降的。多林指出,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和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在带来人口预期寿命大幅延长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 生育选择 。
当人们确信后代能够存活且自身老年有所保障时,全球生育率便出现了不可逆的下降。他认为,这一现象并非偶然或局部,而是一个“无处不在”的全球性模式,只是在各地区开始的时间有先后。

丹尼·多林提出了 一个强有力的、违反直觉的论点,即我们应当欢迎当前的放缓——人口、经济和技术创新(点击书封,将《慢下来》加入购物车)
在多林看来,这恰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刻,也是迈向稳定的时刻。他指出,许多定义近代历史的较早的伟大进步,同时也带来了战争、社会分裂和巨大的不平等。与其为此而哀叹,不如正视大加速所带来的环境、资源与不平等困境,接受放缓作为一种必然。
生育率:史上最大放缓
丹尼·多林 文, 童文煦 译
本文节选自《慢下来》
以前,人类的后代常常在孩童时期夭折,而现在,人类已经能够快乐地享受稳定的生活,选择只生育很少后代,甚至不生育后代。图1中的时间线显示了全球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个妇女生育孩子数——的快速下降,现在每年统计一次,但在未来,随着总体趋势的放缓,我们需要以不同方式观测才能看出更细微的变化。

图1 全球总和生育率,1960-2016年(图源:《慢下来》)
总和生育率是指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育的孩子数。譬如,20世纪60年代初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当时年龄为34岁,正怀着她的第二个儿子安德鲁,而她的长子查尔斯,已经12岁,她的女儿安妮刚满10岁。到1964年时,她还会生育第三个儿子爱德华,那时女王的年龄是38岁,她的总和生育率是4,只比1960年全球总和生育率(5)少了一个孩子。与其他普通家庭相比,英国王室并没有太大的不同,至少在生育方面。
图1显示了全球总和生育率一泻千里的情形。该数字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缓慢增长,在1964年达到“二战”后的峰值:5.07(爱德华王子就出生在这一年);到1976年,全球总和生育率下降到4;1992年下降到3;2010年下降到2.5。现在依然保持快速下降,全球正向平均每个妇女生育不到2.4个孩子迅速接近。通常,我们认为世界各地区的生育率大不相同,但实际上这种差异只是因为有些地区的放缓出现得比其他地区更早一些而已。 现在已经显而易见,这是一场全球性的放缓。
很明显,对于人类来说有利环境现在已经结束——但采用的是一种非常友善的方式结束。 导致全球人口数量急剧扩张的主要原因是对传统生育限制条件的不可逆破坏,同样也源于随后出现的死亡率大幅下降。 最终,当你知道自己的孩子几乎可以毫无悬念地活到你去世之后,社会也会在你陷入疾病或衰老境地时提供照料,你就会控制自己生育孩子的数量。自然而然地,你(平均意义上)就会生育比过去少得多的孩子。
放缓无处不在
{jz:field.toptypename/}发生在1492年,将新世界与旧世界联系到一起的地理事件是最终导致一系列资本主义变革的开端,但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直到1901年才开始感知到其带来的最重要的后果。统治者来了又走,战争打了又停,但对于生活在世界绝大部分地区的绝大部分人类来说,生活相对于从前几乎一成不变。即便是最早实现工业化的英国,也是直到那个世纪之交,对于生活在彼时彼处的大多数人来说最重要的事——孩子们都能够存活到自己故去之后——才得以大规模改观。
一旦确信自己的孩子能够顺利存活,为什么还要生育两个以上的后代?一旦你意识到自己的基因并不那么特殊,与兄弟姐妹们和表兄弟姐妹们相差无几,为什么还要承受将生命传递下去的压力?你可以关爱他人,哪怕自己并非他们的亲生父母。图2显示了英国最近的生育率时间线,其所展现的趋势我们已经熟视无睹了。

图2 英国总和生育率,1960-2016年
有许多趋势可以解释为什么选择1901年作为时代加速的转折点,以及为什么将其作为新时代的第一代人出生的年份,原因之一就是婴儿的死亡率。与1900年相比,1901年的美国,每10万个新生儿中,死亡人数少了2000。婴儿死亡率如此之快的降低在人类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在英国,1900年每10万个新生儿中有13000个夭折,到1960年时,该数字降低到2000,1990年时是790,2000年时是560,2010年时是430,2014年时是390,2015年时是370,到2017年和2018年时才再次上升到380和390。但随着当前对医疗卫生服务——尤其是英国产科服务——方面的投资增加,米兰以及英国贫困人口比例令人绝望但尚属短期的上升逐步缓解(2017年的政府选举终结了自2010年以来一直把持朝政的前执政党统治),英国的婴儿死亡率将很快再次下降。
一个贫困得多的国家的婴儿死亡率数据显示,那里的婴儿死亡率大幅下降出现得更晚一些。不像英国开始得那么早,大约在1870年前后开始下降,尽管几十年后还出现略微上升,但在1905年之后开始直线下降。自此以后,世界各地都如此,一旦婴儿死亡率开始下降,它就会一直保持。全球各处的婴儿死亡率都大幅降低,最富裕国家的大幅降低开始于1901年前后。我们今天已经清楚地了解了其背后的原因:卫生条件的极大改善,以及女性和穷人生存环境的转变。
189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年届20岁到24岁之间的女性有半数已经结婚。一个世纪之后,该比例降低到1/5以下,最常见的结婚年龄在30岁之后。这是大变革的多种征兆之一。与此同时,初生的孩子夭折于5岁之前的风险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从1/4降低到1/5,而到了这些孩子成为父母之时,此风险进一步降低到1/10,他们成为祖父母时再次跌落到1/50。接下来还在继续降低,直到这种风险已经如此之小,对于今天绝大多数人来说可以忽略不计。 与如此变化相比,结婚年龄的推迟又算得了什么。
要想找到一个“自此之后,万事万物改天换地”的确定时间点注定只能是片面的。在英国,1901年1月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因为维多利亚女王在该月去世。我在本书中将1901年选作更大范围的转折点的部分原因在于,它是美国婴儿死亡率大幅降低的第一年。在此之前,每一代人都遭受低存活率的威胁,在新兴的工业化城市里尤其糟糕,反而是乡村里的存活机会还高一些。1901年后,这场转变真正开始。最初人口加速增长,因为更多的孩子顺利活到成年,然后增长开始减速,因为成人们意识到他们的孩子能够顺利长大成人。这场转变终有结束的一天,一旦达到几乎没有孩子会在5岁之前夭折的程度,儿童存活率就不可能再有显著提升的空间。今天,在最富裕国家,我们已经非常接近这个转折点,美国不在其中,如果你碰巧是黑人而且还穷困潦倒的话,你会明白这是为什么。
图3显示了韩国自1960年以来的总和生育率时间线。看看它是如何一落千丈的吧。世界上生育率最快的下降并未发生在曾经被我们错误地称为“先进经济体”或“发达国家”之中。 并不存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点所对应的不同方式,全世界所呈现的都是同一种模式,只是程度有所差异。 韩国早先也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也就是发生于1950年至1954年间的朝鲜战争。自此之后,韩国就实现了社会稳定和经济的不停增长。

图3 韩国总和生育率,1960-2016年
出生于X世代(1956—1981)的韩国孩子长大成人后不太可能生育3个以上孩子,而且他们出生得越晚,越有可能只生育2个或1个孩子,甚至选择不生育。Y世代(1982—2011)的韩国孩子成人后最大的可能是只要1个孩子,选择不要孩子的人将超过生育2个孩子的人数。据报道,2019年韩国乡村地区的小学正面向年届七旬不识字的老奶奶招生,因为它们找不到足够的适龄儿童来填满教室。
你所在的世代越年轻,你出生的年份越靠后,你就越经历不到巨大的变化。这并不仅仅因为可比较的年份更短,更是因为你没碰上大变化,今天的生活并不像前几代那样飞速变化。
人口增长的终结
如果看长期,那么近期全球性的生育率下降并非只是昙花一现的短期现象,它能够引起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出生在全球总和生育率还在加速上升时期的最后一批孩子现在已经年老,他们是第一批预期可以比过去活得更久的人。但人类能够快乐并健康生活的年龄是有限度的,我们对于将这个限度越推越远的痴迷正在消减,这未必不是一件幸事,一小部分来自富裕世界的人口学家曾经执着于研究未来的人类能活多久。今天世界各洲各地区的差距正在缩小。 最重要的(长期来看)并非是你能活多久,而是你能与自己的所爱共度多少时间。
最近《柳叶刀》上的一篇文章称,我们现在正生活在一个“非凡转变”的时期。他们在2018年末报告说,最新数据显示生育率加速下降意味着有将近一半国家正在面临“婴儿荒”——没有足够数量的婴儿以保持人口稳定。研究者说该发现让他们“大吃一惊”。那些“祖父母多过孙辈”的社会将面临深刻的挑战。
有哪些重要表现反映我们正身处放缓之中?首先,我们生育更少的孩子。这一现象正发生在全球各个角落,我希望本章已经清楚地呈现出该变化有多深远。虽然前面章节已经提起过这个,但我认为需要一个专门章节来完整解释生育率下降的规模和普遍性,不仅仅因为最近生育孩子的数量变化令人惊异。在最近几年里,这种放缓的速度还在增加,正是因为这种加速的放缓让我们在今天能够充满信心地谈论它。在许多人口众多的地方,譬如中国和巴西,平均一个妇女生育不到2个孩子已经成为普遍状态。
从加速到负加速的转变发生在1968年前后,但一代人之后,到了2000年前后,全球出现了第二次出生率负加速。很明显,这并非偶然,但第二次负加速并非仅仅是第一次负加速的后续效应, 放缓本身的速度比我们想象得要快很多,甚至超出我们原先所认为的可能范围。 在越来越多的地区,当地政府正想方设法(几乎永远徒劳无功)提升生育率。
非洲大多数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下降。在世界其他地区,该数字的下降出现得早得多。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世界的一半地区,生育率降低到每对夫妇生育2.3个或更少孩子,在占了全球人口1/6的中国和1/36的巴西,生育率更低。而在2010年前后,这种下跌再次开始。
至关重要的是我们的生育率将很快在全球范围内达到一对夫妇平均只生育2个孩子: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已经是现实情况,而且在世界主要城市,生育率正在以更快的速度降到更低水平。很有可能,在未来某个时期,在一代人或者两到三代人的时间里,生育率降低到2以下。再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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