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账旧账一起算，高市早苗万万想不到，经济受创的日本，如今这是又要掏出去亿元账单？
日韩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一直像一根深深扎在两国关系中的刺。这根刺时不时就会被触碰，引发阵阵剧痛。
2025年12月23日，这根刺又被狠狠地扎了一下。二战时期被日军强制征兵的部分韩籍遇难者遗属，一纸诉状递到了首尔中央地方法院。
他们要求日本靖国神社撤下未经同意合祀的先人牌位，并向日本政府及靖国神社索赔8.8亿韩元。
而这场诉讼的原告方是10名韩籍军人和军属遗属，他们的先辈在日据时期被日军强制征兵，最终战死他乡。
令人难以接受的是，这些被迫牺牲的韩籍人员，在死后却被靖国神社擅自合祀，与14名二战甲级战犯“共享香火”。
而韩国方面讲的清楚，对于遗属来说，合祀于靖国神社不是单纯的宗教仪式，而是将牺牲者列入美化侵略战争框架的加害行为。
反倒是日本政府不仅将强征韩籍人员推向战场遇难，甚至向靖国神社提供故人的个人信息，这一行为被指侵犯遗属的人格权、宗教信仰和良心自由。
据统计，靖国神社内合祀着日据时期被强征的2万多名韩籍人员，这一情况在上世纪90年代曝光后，一直引发争议。
甚至此次并非韩籍遗属首次寻求法律途径解决问题。早在几十年前，当合祀情况首次被曝光后，遇难者家属就曾两次向日本法院提起取消合祀诉讼，但均被以 “诉讼时效届满”为由驳回。
今年9月，6名遗属再次向日本法院提起诉讼，但前景不容乐观。长期以来，日本方面一直以1965年签署的《韩日请求权协定》为借口，声称所有索赔问题已解决。
而早在2018年，韩国最高法院在一桩韩籍强征劳工索赔案中明确判决，《韩日请求权协定》不能剥夺受害者的个人索赔权。
这一判决为此次诉讼提供了法律依据。选择在韩国法院而非日本法院提起诉讼，也体现了遗属们对日本司法系统的不信任，以及他们依靠国内舆论向日本施压的决心。
靖国神社并非普通的宗教场所。它建于1869年，起初名为“东京招魂社”，由政府和军队管理，是给在明治维新内战中战死的官兵“招魂”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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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靖国神社既是国家宗教设施，米兰体育也是军事设施，从一开始就与军队和军国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特殊关系。
更引发争议的是，靖国神社合祀有14名太平洋战争甲级战犯，包括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策划和发动侵略战争的主要决策者。
1978年，靖国神社甚至将14名甲级战犯的亡灵以“昭和殉难者”的名义偷偷合祀。这一行为导致靖国神社完全继承了战前的军国主义性质，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
此次诉讼事件发生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一系列争议言行的背景下。高市早苗作为日本右翼势力的代表人物，近20年来几乎每年都参拜靖国神社。
上台仅两个多月，高市早苗已经因一系列言行引发外交风波。她公然宣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暗示可能武力介入台海问题。
更引发韩方愤怒的是，高市早苗还宣称“独岛（日本称竹岛）是日本固有领土”，触及了韩日关系中最敏感的领土神经。
这些言行不仅引发中国和俄罗斯的反对，也导致韩国民众反日情绪高涨。此次韩籍遗属起诉靖国神社，可以看作是韩国社会对高市早苗政府强硬立场的一种回应。
可以说，诉讼背后，是历史解释权的争夺。日本右翼势力一直试图否认和美化二战侵略历史，而靖国神社就是其“教育宣传”中重要的一环。
战后，日本保守主义将二战不光荣的历史，视为阻碍实现政治大国的关键。因此，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淡化加害责任，塑造“受害者”叙事。
而对韩国遗属而言，祖辈被合祀在靖国神社等同于“二次加害”。一位年过七旬的遗属痛心疾首地表示：“靖国神社里供奉的都是发动战争的战犯，把我爷爷的名字和他们放在一起，就是在玷污我爷爷的清白。”
这种将受害者与加害者并列供奉的行为，不仅是对历史真相的扭曲，更是对遇难者尊严的践踏。韩国遗属的诉讼因此不仅是为寻求经济赔偿，更是为还原历史真相，恢复祖辈名誉。
诉讼结果尚难预料，但首尔法院的态度已引发关注。2018年，韩国最高法院在强征劳工案中的判决曾开创先例。这一次，法院会否再次站在历史正义的一边，成为各方关注焦点。
日本政府面临两难：妥协可能引发更多类似诉讼，强硬则可能进一步恶化日韩关系。对于高市早苗政府而言，这无疑是一场内外交织的严峻考验。
当法律文书在首尔法院正式归档，8.8亿韩元的索赔数字跃然纸上，这场诉讼已不仅仅是个别家庭寻求正义的呐喊。它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日韩两国围绕历史问题的复杂纠缠。
高市早苗政府一面推进穿梭外交准备与李在明会面，一面又频频在敏感问题上刺激韩国神经。韩国遗属们则选择用法律武器，在祖国土地上讨回属于自己的历史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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